戴自英（1914—2009），男，浙江宁波人。教授，著名传染病专家、中国临床抗生素学奠基人、传染病学创始人之一。

戴自英教授是位大师级的学者。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1979年，我从山区报考研究生回华山医院传染病科抗生素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有幸在戴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工作，亲身体验他带领全所同仁为国家开发出一个个高效、低毒的抗菌药供临床应用的历程。戴老师对我说：“我们应学习国外先进的经验，根据临床需要，与抗菌药研发单位和生产企业密切合作，组织填补国家抗菌药物空白的攻关项目”。为了研发新药，他带头深入到誉有“中国抗生素摇篮”的上海第三制药厂及其研究所共同商讨攻关项目，交流工作进度，解决遇到的难题。他倡导新药应在自己身上先做试验。例如在测试磷霉素钙的正常人药物动力学参数时，他亲身服药试验。他本来胃肠道就比较敏感，结果出现了明显的腹泻反应，使我至今牢记此药的不良反应。

那个年代，所里无论从事微生物、药理，还是临床药理、临床专业的不少同事安排到相应的药物研究所、制药企业，参与从半合成青霉素、头孢菌素，到大环内酯类和化学合成类等抗菌药物的研制和药效与毒理学测试及临床验证等攻关任务。当年我的研究生课题正是戴老师紧密结合临床需要，围绕攻关目标而设立的。在众多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收集各国已上市的和研制中的头孢菌素，进行抗菌作用、毒副作用、疗效等全面比较。虽然工作量大，但为确定国家攻关、重点生产的头孢菌素品种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在全所同事和老师的大力配合支持下，开发出头孢菌素新品种，获得了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

在戴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将病人急需的一系列抗菌药物推上临床，有效地保护人民的生命与健康，创下了一个个惊人的业绩。可以自豪地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临床上应用的抗菌药物中至少有60%有我科、我所的贡献，其中还包括像头孢硫脒、去甲万古霉素等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

戴教授所坚守的从研发、生产到临床应用相互协作，携手发展我国抗生素医药事业的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名字已与我国临床抗菌药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亲手创立的以传染病临床医生为主体，融合临床微生物、临床药理、临床抗感染等学科为一体的感染科和抗生素研究所是国内独一无二、起着排头兵作用的重点学科；他主编的《临床抗菌药物学》、《实用内科学》以及《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临床综合本》等经典大型专业参考书已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各科临床医生的必读教材。

“文革”给戴教授带来的身心摧残是不言而喻的。戴教授曾私下对我流露，他最难理解的是在门诊前必须接受包括病人在内的批判，接着再为他们看病。“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拨乱反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戴教授恢复了正常工作。之后，他从不提及“文革”往事，满怀热情地带领大家努力工作，可见他胸怀有多浩大！他在晚年还郑重地提出入党要求，并在1984年9月70岁时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多年来，他高瞻远瞩地认定：过去传染病科只诊治传染性疾病的模式阻碍了学科发展，必须重新定位科学发展目标，即覆盖所有的感染性疾病。在他的开创性理念下，全科进行长期整合，从医学院和外校有计划地引进药理、微生物学等专业人才，又从临床医生中挑选人才开辟临床药理和分子生物学等新兴领域的研究。多年的多学科融合发展，使科学发展推向更广阔的天地，抢先占领学科制高点，较快跟上国际学科发展的步伐，充分显示出他驾驭全局的将帅之才魅力。这魅力贯穿着他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20世纪40年代，他作为一名青年内科医生以卓越成绩考入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诺贝尔奖得主弗洛里指导下从事抗菌药开发，成功筛选出溶菌素。50年代，他作为内科传染病教授首创以小剂量氯霉素治疗伤寒、副伤寒，既保持良好疗效，减少了骨髓抑制的不良反应，还节约了宝贵的药品。1953年，他参加钢铁工人丘财康大面积烧伤的抢救，在成功治疗严重铜绿假单胞菌（绿脓杆菌）感染中立功。他先后兼任华山医院院长助理和副院长，挑起行政管理重任。他在兼任检验科主任时，建立了全市首个血库和正规的细菌孵育温室。60年代，他率先建立国内医院首个抗生素研究室，推动苯唑西林（苯唑青霉素）等抗生素的研发。

“文革”后，更是在传染病、感染性疾病的诊治和临床抗生素的领域发挥卓越学科先驱的作用。他依据我们药动学研究的结果，发表论文“对磺胺嘧啶的重新评价”，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将该药从“短效”改列为“中效”磺胺。此外，他还从细菌耐药动态监测中，发现不少常见致病菌对四环素的耐药率明显增长，郑重地向国家建议大幅减少四环素的生产，适当开发耐药尚不突出的半合成四环素。这不仅每年可为缺粮的国家节约百万吨粮食，而且延缓了细菌耐药性的加重。80年代初，他率先在国内开展医院内感染的调查研究，用科学数据唤醒同行对医院内感染的防治，促使国内对细菌耐药性监测的重视。他针对耐药菌的增长，领衔对耐药机制进行研究，并将一系列新型抗菌药推入临床。

戴教授当家当得好，还在于他一贯谦逊低调、不求个人名利的人品。在医院里，他从32岁起就是院长助理和副院长。他思路开阔敏捷，快口快言效率高，富有创新精神，可谓功绩累累，但他从不夸耀自己。1984年，医院班子新老交替后，谢毅副院长接替了戴教授的工作。谢毅常常感慨地说：“戴教授几十年高效地工作，使我院在教学与科研上能多年保持优势，取得多项重大成果，涌现出众多国家重点医学学科和一大批杰出的中青年人才，使医院发展后劲强。”2009年出版《实用内科学》13版时，戴教授正病危住院，编委会考虑到他长期作为主编应该像其他主编和副主编一样印上照片。可他早留下话，不可放上他的照片。最后，编委会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只能对不起他决定补上。然而，戴教授多年没有拍过标准照，大家只能从其他照片上裁剪出一张，总算了却了大家的心愿。

戴教授提倡在实践中物色、培养和考察学术骨干，尽早把学科发展的担子压在中青年肩上，使学科始终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这也许与戴教授本人的成长经历有关，他年轻有为，早年凭借超人的才华，争取到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年轻时就挑起院、科的学科发展和管理要职。他亲身体会上医、华山的名医名家大多出于大师的精心栽培之下，有了一代代争气的后辈才能成就大业，因此他极其爱才惜才，甘当人梯。改革开放后，他为吸引人才填补全院学科梯队断层，亲自抓研究生的选拔和培养，为全院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骨干。

改革开放使国门敞开，国外著名学者纷纷来中国访问，研究生有了更多与外宾直接交流的机会。在抗生素领域，涉及许多出自拉丁文的细菌与药名，其发音很独特，连外语老师也读不准。我们对戴教授的原版英式英语非常羡慕，但仿学很难。一次，我试探老师能否给我录音。没想到他欣然同意，认真地将常用的细菌名慢读一遍，个别特殊的还重复，让我用单录机录下音，为我准确发音创造了最好的条件。后来那盘磁带被同学们反复翻录流传。戴教授还推荐我在全国抗生素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安排我随同他和几位老教授去日本东京都出席国际化疗会议发表论文，让我见世面、交朋友、建立学术联系，使我很快融入到专业发展的前沿，终生得益。

今天，在追思大师时，我们赞扬和学习大师崇高的人品、超群的智慧和高超的医术，向年轻人和我们的子孙们传颂大师的辉煌业绩，立志像他那样终生与人为善地对待同事与朋友，像他那样尽心尽力地为国为民工作。

（作者：张永信，主任医师、教授、博导。曾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党委书记、抗生素研究所副所长、传染病科主任。前复旦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